近日，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教授万俊人教授在杂志《哲学动态》中发表论文《相契之道：“第二个结合”的哲学理解》；《哲学动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国家级北大核心期刊，属于权威B级期刊。
该文章提出“第二个结合”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文中指出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条件是在于认识和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特质及其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内在精神品质的相与相契之道，从而发现二者相互结合与相生相长的潜在可能。
在这篇文章中，万俊人教授主要介绍了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同时通过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比展现自我辩证、乃至自我证成的西方文化现代化历程，为“第二个结合”提供十分有益的历史文化哲学启示。
附全文
相契之道：
“第二个结合”的哲学理解
万俊人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哲学系）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4年第2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栏目
【摘要】“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和标志性的重大理论课题，需要我们从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多维视角给予深入研究。认识和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特质及其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内在精神品质的相与相契之道，是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条件，从中既可发现二者之间相互结合的潜能或可能，也可发现它们之间相生相长的动力和前景。反思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并借镜比照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降从自我否证进至自我辩证、乃至自我证成的西方文化现代化历程，应当可以为“第二个结合”提供十分有益的历史文化哲学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契之道 文化互鉴
习 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习 近平，第9—10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现实可能而且内在相互契合。
一.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基本特质和潜能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具连续性或连贯性的文明发展体，五千年来经久不断，历久弥新。中华文明持久的连续性是在始终保持“统一性”的前提下实现的。“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同上，第6页），同时也决定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一个多元一体、多元文化元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综合统一的大文化传统。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持久保持“连续性”和“统一性”，根本原因是始终葆有“创新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同上，第5页） 是其内在一以贯之的精神品格。这一精神品格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始至终具有超强的开放包容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远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互竞，各显千秋，隋唐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并成功融入中华文化大传统；近如最近四十余年来的改革开放，广泛吸收欧美、东亚乃至世界各国的现代文明和文化新成果。
与“包容性”相互印证的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自古以来，与邻为善、爱好和平、精于自我改善始终是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内在品格，这一点同某些贪求扩张、掠夺、占有甚或独霸天下的帝国主义文明和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西方和其他地区的某些史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们往往采取偏颇的学术立场来看待中华文明和文化，但只要人们正视历史和事实，包括一些哪怕对中华文明和文化持有偏见的外国学者和政治家，也都不得不承认和思考这样一种历史性的事实：中华民族从来没有主动发起过任何一场向外扩张的民族战争；从来没有占据过任何不属于自己的领土、财物和资源‘除了坚守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之外，从来没有宣称对自己国家以外的东西拥有某种政治、经济和外交的特权。易言之，中华文明和文化从来都主张多元文明一律平等，多元文化相互尊重，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军事霸权和文化霸道。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和自信申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同上，第6页）
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突出特性的中华文明孕育、产生、维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因之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价值取向。正是这些文化特质和取向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现代转型的潜质与潜能，不仅使其在现代社会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可能，而且使其在面对现代诸多复杂而陌生的外部文化涌入乃至提出严峻挑战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保持思想文化与价值选择的同向共契。
“两个结合”同样重要，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比较而言，我们对“第一个结合”的探索和研究远比“第二个结合”要更为充分和深入。关于“第二个结合”，迄今为止还是一个开放的甚至是全新的理论课题。一方面，历史地看，尤其是从历史哲学的层面看，社会文化、思想和精神——心理层面的“传统——现代”转化课题，远比诸如经济、制度、组织等社会物质层面的问题要来得更为复杂、深刻、艰难，因而需要更长时段的观察、比较、分析和深思熟虑，对于像中华文化这样的“文化大传统”来说尤其如此。事实上，思想文化的现代启蒙或早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是一个超大型的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所必须的第一步，但远非全部，毋宁说仅仅是开始，其现代转型的真正完成还需要长时间的文化比较、反复选择和长时段的精神文化的凝炼、沉淀，一如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之“核心价值理念”或“核心价值 观”需要长时段的凝炼和沉淀一样。另一方面，近代以降，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对于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料理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现代转型等诸多问题，经历了从迷惑、彷徨甚或简单化的或文化激进主义的自我否定，尔后逐渐走向理性客观、积极主动、开拓进取的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漫长的文化转型历程中，“两创”原则，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提出，无疑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二.相契之道：相生与相长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两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认知方式甚或不同价值偏好的观念或理论体系之间，若要跨越二者固有的诸多差异而找到相与共契的可能复可行的有效方式，至少需要满足这样五个基本条件：（1）合适的相遇机缘，包括相识相交的意愿、历史际遇的机缘、相互沟通的中介等；（2）双方开放宽容、相互见纳的学习型文化姿态；（3）观念认知上相近乃至相同的“重叠共识”；（4）基本文化精神理念或价值取向的认同和共享；（5）双方展开深入对话并创制相互理解、相生相长的潜力、动力和远景。这五个条件项中的第（3）（4）（5）项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是两者能否相契相生且能否持续的关键要件或充要条件，关乎二者之间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理想目标）”的相契相生。诚如习 近平所指出的那样，“‘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参见同上，第7页）
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告诉我们，源生于西欧并中经苏联传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不仅属于此类情形，而且更为复杂的是，两者之间还牵涉如何跨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代沟”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古今之变”问题。事实上，在五四运动以降的中国文化论争中，所谓“中西（外）之争”从来且至今仍然是同“古今之变（辩）”交织在一起的。职是之故，在考量和探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结合”的重大课题时，我们需要采取一个必要的历史哲学视角，并将之与上述文化哲学的视角兼融起来，才能对“第二个结合”何以可能且如何可能等问题作出较为全面、合理而充分的解答。
关于上述条件项中的第（1）和（2）项，学界已有广泛持久的探讨，在此无需赘述。需要强调的是，第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都具有开放包容的思想品格，而且都以善于见纳、学习、兼容“文化他者”见长，都属于“学习型文化”的范畴。如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自身便是通过辩证理性地批判，在充分学习并吸收德国古典哲学——不仅仅是费尔巴哈等人的唯物论哲学，而且还有甚至更多的是黑尔格等人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近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其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内含诸子百家，却能相互见纳、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彼此成就、共同生长，从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大传统。第二，近代以降，外来思想文化尤其是欧美现代思想文化，一如外来“器物”“技艺”蜂捅而至。然而，物竞天择，大浪淘沙，经过20世纪中叶的关键性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取得主流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生成并快速成长。换言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新成果。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于第二个方面的结合的认识或多或少一直有些迟疑或不足，正是在此意义上，习 近平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谈话才凸显其特别重大的时代意义、现实意义和思想文化意义。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的相遇相知，最初是由于某种历史的时代性契机和二者固有的开放学习型品格使然，那么，二者在认知观念、文化精神特质和价值取向上的相互契合，则是“第二个结合”最终成为可能并在百余年的相契过程中相生相长、相互成就的根本原因，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两个结合”与时俱进、相辅相成的伟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之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在先基础地位，破除诸如先验神学、“绝对理念”和形形色的“意识形态”或哲学“形而上学”的先验唯心主义拟构。与之相向相通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专注“人间”“人事”，注重日常生活经验的淑世主义和“日常理性主义”的认知方式。易言之，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始终如一地、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主义“实践理性”精神，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精神有着深刻而内在的契合“基始”。二者的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出发点、基础立场和认知价值目标（所谓“真理”）上不仅相互见容，而且相互契合，具有唯物论哲学意义上的内在契合性和一致性。
和许多异域文化传统相比较，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根源、生长、服膺于世俗的或人间的生活世界，而非超验的或先验的“彼岸世界”“天国”“来世”，因而始终保持着问“人事”而不问“鬼神”的入世、淑世、经世之“世俗主义”文化姿态和文化志向。对此，学界大多把这种淑世主义文化精神视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为优秀的品质之一。而这恰好同诞生于现代欧洲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遥相呼应，并最终能够在近代中国文化激荡、中西碰撞的非常时刻达成精神理想的默契。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便始终自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也正是基于此一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才得以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并从19世纪开始大化流行于世，无论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指南，还是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自始至终都在为最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现代无产阶级鼓与呼。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代表着全世界劳动者、无产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解剖和病理诊断，是全世界劳动者和无产者认识自身作为现代生产主体和现代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从而找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实践之科学依据的行动指南。为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者立言立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使命。与之相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扎根于人间日常生活世界，倾听普通人的内在吁求。无论是原始儒家的“与民由之”和“民贵君轻”，还是道家的“道法自然”，抑或是墨家的“交相利”“兼相爱”，乃至稍后中国化佛教（禅宗）的“行住坐卧”“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等主张，都内含着深厚而温暖的淑世情怀。
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享着相似的社会理想和人类愿景。这种社会理想和人类愿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表述为“没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共产主义”，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则表述为“天下大同”。尽管“天下”一词并不具备现代“世界”或“全球”的全部意味，但其所表达的“大同”社会理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普遍的伦理意义。相似的社会理想既表达着相似或相同的价值目标定向，也反映出一种可分享、可公度的关怀整体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这一点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孜孜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是有相契之处的，至少不是两种“异质的”甚或相违相悖的社会历史哲学体系。
三.“第二个结合”是开放的新课题
如何使“第二个结合”不仅现实可能，而且能够付诸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并随着这一伟大实践的不断深入和拓展而得以创造性的深化，从而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并将之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思想界的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对此，我们仍然需要从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两个视角及其交融中寻求解答，以求既借他山之石而攻玉又能温故而知新的双重功效。
从文化哲学，尤其是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比照一下欧洲文艺复兴，尤其是欧洲启蒙运动以降的近现代西方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及其自我反省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校正我们自身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我认知和心态。作为现代社会转型的开启者和先行者，欧洲和整个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已然走过了三百多年的历程；若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则可以往前推进到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其现代化进程经历了至少五百年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思想文化嬗变线索：自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到18—19世纪的启蒙运动，尽管欧洲各国的现代化启动时间有先有后，但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以人性抗击神性、以人道（主义）反对神道（主义）为基本特征的革命性思想文化运动趋势。从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浪潮，到以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为主阵地的近代哲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转变，再到稍后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起，莫不如此。易言之，整个近代欧洲的思想文化嬗变都具有反传统的“革命性”或颠覆性的“现代性转型”特征，更进一步地说，否定性的颠覆——无论隐秘地还是公开地——构成了整个欧洲现代化（性）转型的基本文化演进态势，这一点和中国五四运动以降的思想文化激变态势极为相似，其在文化和思想上的“自我否定”取向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激进程度和社会影响有所差异罢了。
然而，进至20世纪，特别是历经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思想文化演进开始呈现出跨越单向度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阶段，在“自我批判”的同时进一步深刻“自我反省”“自我辩证”，直至“自我证成”的新阶段。1904至1905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分两次发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该书中，韦伯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或“社会伦理气质”。他指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谋利方式、组织方式、运作方式，还是其所借助并利用的各种资源，包括资本、技术、管理等显形资源和劳动生产者、管理者、领袖的精神气质等隐形资源，都表明了一个长期未被人们所认识——更遑论承认和肯定——的真实史实，那就是，长期被视作近代资本主义和西方现代化之文化思想障碍的宗教，特别是经过近世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作为其“理性化”和“合理化”之内在文化精神资源、甚或作为前提条件的积极作用与深远意义。他写道：“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韦伯，第49页）“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类型的理性行为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同上，第15—16页，译文有个别语序改动——引者注）韦伯是最早开始对西方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意义给予积极关注和探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上述洞见对后来欧美文化守成主义产生了积极而长远的影响。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代表爱德华·希尔斯在其名作《论传统》中，更是将传统看作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内在资源。在他看来，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真正遗忘、否定甚至抛却自身的文化传统。（参见希尔斯）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古典学在欧美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一学术现象中，直接感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界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影响的关注与思考。
从一种简单甚至激进否定的反传统主义，逐渐转向多种复合性和合理性的文化传统的自我反思、自我辩证、乃至自我证成，反映了西方历经数百年现代化发展之后，重新反思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并以更合乎理性的方式和态度、更丰富多样的方法或进路，重新梳理自身文化传统，开掘其积极的价值资源，使之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而非历史包袱或文化负担的新动向、新趋势，这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考量和借鉴的文化经验。
历史地看，从五四运动至今，我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知和文化心态似乎经历着同西方近代以来所经历的认知和心态相类似的转变。值得庆幸甚或值得自豪的是，我们的文化转变所经历的时间要更短一些，对自身文化的认知转变也来得更快一些，虽然我们的这一转变经历来得更急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因为某些时候更为激进的逆传统或反传统而付出的文化代价要更为沉重，因而更为痛苦一些。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经历的这种“现代性转型”不若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般具有其内在原发性，也不同于西方缘于“两希文化传统”——古希腊世俗（哲学）文化与古犹太—基督教宗教文化——之两分张力驱动下的文化转变，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型”是在两次“鸦 片战争”后欧风美雨的强劲冲刷下被动开始的。它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古今之变”，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一种如何面对并回应西方现代性文明暨文化思想挑战与冲击的“中西之争”。因而在这一转变关口，我们所需要承受和承诺的文化使命，不仅是如何科学合理地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还有某种意义上甚至更为复杂的是，如何合法正当地维护已然连贯绵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华文化传统不因其“现代性转型”而中断，甚至被文化殖民甚至被全然西化。如果说文化构成了文明的基因，而且社会文明的现代化方式在根本上是选择性的而非植入或强加的，那么，现代化的途径就不会只有一条，因为现代化本身并非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而是达成人类社会理想目标的新方式、新路径。
实际上，自从我们的先辈开始面临中华文明和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这一历史转折的艰难使命以来，许多自觉承担中华文化之现代转化使命的仁人志士便怀有这一文化自觉。五四运动爆 发后，不少有识之士就对此抱有清醒的意识。20世纪初期，“学衡派”文化人士便明确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表明了既要继承并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精神，又要吸收现代新文化、新知识的文化兼综发展之“中道”。显然，他们的文化立场和姿态既大不同于文化复古主义，更迥然有别于文化激进主义。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具有文化历史资源的“外部条件”意义，而且本身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构成部分，甚至关乎马克思主义能否中国化、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中国化这一根本问题的解答。“第二个结合”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步骤。
注 释
*本文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专题委托项目“跨文化对话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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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1987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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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平，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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